映象新闻

所谓民神杂糅并不是指人人都为巫，家家都为巫，而是指每个家族乃至宗族都有自己的神，都可以与神沟通。

关于幽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就是烽火戏诸侯了：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最早关于和观念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尧帝时代。

同时他还重用奸臣虢石父主持朝政，加重对百姓的剥削，激起百姓怨愤，政局不稳，最终致使西周灭亡。（闫巧生：《和同论的历史演变》）晏婴还指出和与同异，只有杂多和对立的事物才是相济相成的，所以君应该采纳不同的意见，容纳不同的观点，防止偏执于一端。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赶得上呢？ 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道德楷模，在他的弟子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还有一条关于和的理论，是孔子弟子有子说的：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这种状态的形象化就成为后来的阴阳太极图。

诸侯们始知被戏耍，怀怨而回老子认为，从最高的道到万物的生成，就是一种和的状态。汤一介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深度发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当代思想的融会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次，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将会是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除了道教、佛教这些宗教传统之外，汤一介也关注国外宗教的发展，尤其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明末耶稣会士在华传教过程中所采用的会通思路，并从中探索中国文化中是否具有超越性的面向。人们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史时，通常将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个团体视为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团体，这几个团体思想倾向虽各有侧重，但都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都认为要走出教条主义的束缚，对思想解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是采用繁体竖排、校勘标点的排印方式，既较好地保存了经典的原貌，又便于现代人利用。

他说，当时汤一介觉得既然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解释学理论，那么创建中国解释学就意味着与西方解释学的不同。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但在21世纪的最初阶段，汤一介就认为，经历2000多年的文化发展，人类将有一个新轴心时代的出现。

汤一介提出了他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的文明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文化将不再是各地地域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的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通过对儒释道以及基督教的研究逐渐确立起他的广阔文化视野以及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是汤一介更为积极展现他的文化立场并以此来进行他更为系统的理论建构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冯友兰、张岱年等重新回归学术舞台，如何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和范畴出发来总结中国思想的特点，成为寻求学科突破的关键。21世纪以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民族国家体系所包含的国内、国际的不同秩序逻辑，这本身构成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基因。

随着书院的发展，导师队伍不断扩大，也不仅仅限制在哲学领域，任继愈、季羡林、周一良、金克木、吴晓铃等都加入了导师队伍，囊括了当时一大批知名的文史学者。很显然，《文明的冲突》是一篇基于历史经验包装来建构外交政策的策论，而汤一介在《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则认为亨廷顿的经验事实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历史事实。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提升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特别是当接触了伽达默尔等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之后，他意识到中国古代典籍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值得发掘和反思。明朝还有融汇三教的三一教，其变种发展出各种类型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区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

魏晋玄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汤一介学术心力所倾注的领域。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式开始哲学修习。

汤一介（1927-2014），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重大专项首席专家、《儒藏》总编纂、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博士、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曾荣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孔子文化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奖项。这些研究当时对道教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道教基本特征的认识有很大的推进。

遵循儒家的思维模式，自然是融洽无间的最完美的和谐之统一体，只有认识到自然是和谐之统一体，此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理论才可以展开。道家的道论，主张自然无为，以天下人之心为心，这也能为防止只看重国家和族群利益的文明的冲突提供思想资源。文化观念的转变必然会影响到具体的学科范式和问题意识的创新。2010年6月30日，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正式成立，按照汤一介的构想，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整合在一起，在中国哲学教研室的支持下，进行课题研究、指导研究生、开设儒学课程。汤一介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都引用汤一介文章作为论据。在这方面，汤一介特别看重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认为太平的理想与汉代公羊家的社会理想一致。

毫无疑问，汤一介对传统价值的肯定，并非要排斥西方文化的价值，他曾经引用鲁迅的拿来主义说，我们不但要拿来，也要送去，即形成跨文化交流的交互滋养的局面。汤一介将创办儒学研究院的目标和宗旨总结为五句话：放眼世界文化潮流，传承儒学思想精粹，阐释儒学特殊理念，寻求儒学普遍价值，创构儒学新型体系。

另一方面从全球的视野，提倡文明的多元共存，并最终凝练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观。也就是说要通过儒学研究院的建立把北京大学的儒学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并服务于国内乃至全球的儒学研究。

汤一介的自主性学术生涯，或可从20世纪80年代算起。质言之，包容调和，不具绝对之排他性，是中国三教能和平竞争共处、不诉诸武力的原因，因此，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引发西方和中亚那般绵延至今的宗教战争。

这也为后来汤一介思考中国解释学的问题奠定了基础。第三，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1983年，汤一介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做了题为《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早在1983年，汤一介就去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并结识了杜维明等一大批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力的学者，也让汤一介对海外新儒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动向有了更为切身的了解。

该文的主旨虽然是探讨利玛窦如何调和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试图让人们理解西方宗教传统中也存在融通的可能性，然而此文中更为关键的视野是对超越性的关切。汤一介还做了许多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学术组织工作，比如主编《中国儒学史》，就产生了巨大学术影响。

之所以儒家在面对外来文明的传入之时，更多地体现出并存和融通，是因为儒家文化秉持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它至少包含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汤一介认为，儒家的仁学秉持亲亲仁民爱物的精神，能够不断超越血缘和族群，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

汤一介并不认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化解文明的冲突。晚清以降，人们更愿意从中西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传统与现代性的问题，而逐渐失去对其他文明体系的关注。

在这组有关中国解释学的文章里，魏晋时期学者们关于言象意这样的解释学理论创构的尝试给了汤一介很大的启示。汤一介是比较早与国外和中国港台学界有密切交往的学者，也是比较早接触海外和中国港台学者中国哲学研究著作的学者。汤一介一生中创办了许多学术实体，比如深圳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北京什刹海书院等。从不同文明的关系角度，佛教的传入以及中国化让我们体会到中华文明所特有的包容性。

汤一介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在为《儒藏》编纂和儒学研究院的系列课题操心费神，不停息地思考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发展诸问题。以研究解释学而著称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潘德荣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能否创建体现了汤一介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慎重思考。

1983年，汤一介去哈佛访学，包括李中华等在内的哲学系一些年轻教师开始筹划中国文化书院的事，他们得到了冯友兰、张岱年和哲学系许多教授的支持。他指出，儒家的超越性和内在性是统一的，即不断通过自我的修养达成对于天地宇宙和人生终极价值的体认，这就形成了内在的超越性或超越的内在性的问题。

《儒藏》的编纂可谓艰辛备至，不但要面临全球范围内组织专家的巨大而复杂的工作，而且还有经费上的缺口。亨廷顿的观点是基于他对世界文明发展历史的一种经验式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中，大多数的冲突都是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差异而引发的。